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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务改革当吸取教育产业化教训
专栏：业界观察
发布日期：2009-10-27
阅读量：13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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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改委网站8月3日通报了近期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进展，并指出近期各地上调水价符合改革方向，下一步将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电价改革，也将继续坚决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。
过去一段时间以来，围绕水务改革产生了不少争论，其间不少官员、学者及市场人士参与发言，甚为热烈。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发布的这篇综述文章，则可视为有关部门关于这一轮水务改革方向的一个基本态度，也算是对各种争论的一个回应。
这个态度，不会让人感到诧异。近几年来，关于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呼声一直很高。包括水在内的诸多资源性产品，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，也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，由此对资源造成严重浪费，与“节约型社会”理念背道而驰。这层意思，本报在上周的一篇相关社论已经有所提及。
因此，水价的改革是大势所趋，尽管改革的路径必然指向涨价。我们在上周的社论中也指出，这个时候，就必须真正做好价格听证会，做好价格监审工作，且政府需要实实在在地承担起关切民生的重任，对于因水务改革而备感困难的低收入群体给予必要的补贴(在技术层面，补贴可以现金补贴或免费供应一定额度用水量等多种方式来操作)。
这个时候，还有必要追问一个问题，即通过资源价格改革，比如水价的改革，最终的好处谁来获得？理论上，答案应该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。在传统的管制价格的条件下，水价等基础性价格偏低，尽管表面上有益于普通民众，但最终的埋单者还是纳税人自己。由于执行的是价格背离成本的定价机制，而机制本身是扭曲的，社会付出的总成本实际更大。
这是水价改革的理论逻辑，现实操作上是否亦是如此呢？许多人对此有所疑虑。至少从表面看，水价上调，直接的受益者是各大水务企业，特别是某些拿到多个城市水务资源的跨国公司。敏感的资本市场已经注意到，近期多个城市水价上调，使得水务企业成为热点投资机会。在一些分析师眼里，由于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城市出台水价调整方案，后市水务板块反复活跃的可能性较大。
坦率而言，这一轮水价改革的迅速启动，固然是以节约资源等角度为出发点的，但改革的背后，恐怕也难以排除水务企业(包括外资水务巨头)的推动力，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政策与舆论公关力。在商言商的逻辑，让水务企业当然很有动力，促成水产品价格的上涨。作为水产品的供给方，也自然可以从中得到一杯羹。不少企业叫穷，哭喊着“亏损”的表象背后，是利益的逻辑在发挥作用。
从一个角度来看，终端产品的价格上涨，这几乎是难免的结果——要想改变资源过于廉价使用的现状，价格杠杆是必须发挥作用的。但同时也不难发现，在现行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下，一些资源、能源产业的主导者(往往也是垄断者)成本与税负转嫁能力很强。也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转嫁，使得资源价格改革被蒙上阴影。
众所周知，此前许多的价格听证会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，涉及到公用事业产品供应商的成本监审，也往往缺少透明度。故此，人们的确有理由质问：资源价格改革会不会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挟持，正义的改革诉求倒成了其不断要求涨价的堂皇理由，从而将其经营成本得以向社会公众转嫁？
因此，尽管价格上调关乎民众切身利益，也最容易引发关注，但价格调整只是整个水务体制改革的构成部分，两者不能画上等号。就改革而言，包括水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，不能只在价格调整方面单兵突进，也要反思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在公用事业领域急于甩包袱，过多强调民营化的弊端所在。医疗、教育等领域过往改革的一些失败教训表明，政府恰当地归位，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，显得多么重要。否则，未来的改革很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挟持，从而使得改革成果大打折扣，也增添改革的阻力。
同时，要还给资源一个真实的价格，还需要推动其他领域的相关改革。其中，资源价格上涨好处归谁的问题不能不深究。就水、石油和矿产资源税而言，情况明显不同。水价上涨，多付费的是公众，收益的是水商和地方政府；石油价格的上涨，是石油企业和用油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；加征资源税改革，是向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和占有公共矿产资源的企业征税，付款的是垄断企业与特权者，受益的是国家和公众。由此不难反问：为什么矿产资源税，社会公众呼唤多年却迟迟不出，而水务改革反后来居上呢？
当然，坚持政府承担公共职能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改革方向是必要的，但是，在水务这种更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，不能轻言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，而在矿产等资源领域，须透明市场准入，增加更多的竞争主体——这既是市场公平要义的体现，也是防止垄断部门转嫁成本的办法，并出台资源税改方案，以防垄断暴利。一言以蔽之，如果资源价格改革多是老百姓掏腰包，而资源垄断者仍获取暴利，那么，社会公众如何能够真正发自内心地支持改革呢？
过去一段时间以来，围绕水务改革产生了不少争论，其间不少官员、学者及市场人士参与发言，甚为热烈。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发布的这篇综述文章，则可视为有关部门关于这一轮水务改革方向的一个基本态度，也算是对各种争论的一个回应。
这个态度，不会让人感到诧异。近几年来，关于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呼声一直很高。包括水在内的诸多资源性产品，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，也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，由此对资源造成严重浪费，与“节约型社会”理念背道而驰。这层意思，本报在上周的一篇相关社论已经有所提及。
因此，水价的改革是大势所趋，尽管改革的路径必然指向涨价。我们在上周的社论中也指出，这个时候，就必须真正做好价格听证会，做好价格监审工作，且政府需要实实在在地承担起关切民生的重任，对于因水务改革而备感困难的低收入群体给予必要的补贴(在技术层面，补贴可以现金补贴或免费供应一定额度用水量等多种方式来操作)。
这个时候，还有必要追问一个问题，即通过资源价格改革，比如水价的改革，最终的好处谁来获得？理论上，答案应该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。在传统的管制价格的条件下，水价等基础性价格偏低，尽管表面上有益于普通民众，但最终的埋单者还是纳税人自己。由于执行的是价格背离成本的定价机制，而机制本身是扭曲的，社会付出的总成本实际更大。
这是水价改革的理论逻辑，现实操作上是否亦是如此呢？许多人对此有所疑虑。至少从表面看，水价上调，直接的受益者是各大水务企业，特别是某些拿到多个城市水务资源的跨国公司。敏感的资本市场已经注意到，近期多个城市水价上调，使得水务企业成为热点投资机会。在一些分析师眼里，由于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城市出台水价调整方案，后市水务板块反复活跃的可能性较大。
坦率而言，这一轮水价改革的迅速启动，固然是以节约资源等角度为出发点的，但改革的背后，恐怕也难以排除水务企业(包括外资水务巨头)的推动力，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政策与舆论公关力。在商言商的逻辑，让水务企业当然很有动力，促成水产品价格的上涨。作为水产品的供给方，也自然可以从中得到一杯羹。不少企业叫穷，哭喊着“亏损”的表象背后，是利益的逻辑在发挥作用。
从一个角度来看，终端产品的价格上涨，这几乎是难免的结果——要想改变资源过于廉价使用的现状，价格杠杆是必须发挥作用的。但同时也不难发现，在现行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下，一些资源、能源产业的主导者(往往也是垄断者)成本与税负转嫁能力很强。也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转嫁，使得资源价格改革被蒙上阴影。
众所周知，此前许多的价格听证会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，涉及到公用事业产品供应商的成本监审，也往往缺少透明度。故此，人们的确有理由质问：资源价格改革会不会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挟持，正义的改革诉求倒成了其不断要求涨价的堂皇理由，从而将其经营成本得以向社会公众转嫁？
因此，尽管价格上调关乎民众切身利益，也最容易引发关注，但价格调整只是整个水务体制改革的构成部分，两者不能画上等号。就改革而言，包括水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，不能只在价格调整方面单兵突进，也要反思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在公用事业领域急于甩包袱，过多强调民营化的弊端所在。医疗、教育等领域过往改革的一些失败教训表明，政府恰当地归位，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，显得多么重要。否则，未来的改革很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挟持，从而使得改革成果大打折扣，也增添改革的阻力。
同时，要还给资源一个真实的价格，还需要推动其他领域的相关改革。其中，资源价格上涨好处归谁的问题不能不深究。就水、石油和矿产资源税而言，情况明显不同。水价上涨，多付费的是公众，收益的是水商和地方政府；石油价格的上涨，是石油企业和用油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；加征资源税改革，是向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和占有公共矿产资源的企业征税，付款的是垄断企业与特权者，受益的是国家和公众。由此不难反问：为什么矿产资源税，社会公众呼唤多年却迟迟不出，而水务改革反后来居上呢？
当然，坚持政府承担公共职能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改革方向是必要的，但是，在水务这种更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，不能轻言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，而在矿产等资源领域，须透明市场准入，增加更多的竞争主体——这既是市场公平要义的体现，也是防止垄断部门转嫁成本的办法，并出台资源税改方案，以防垄断暴利。一言以蔽之，如果资源价格改革多是老百姓掏腰包，而资源垄断者仍获取暴利，那么，社会公众如何能够真正发自内心地支持改革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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